不经对话，怎得正果：跨学科的乡村产业发展思考

产业发展是衡量乡村振兴的重要指标。乡村产业如何发展，长期以来各方存在较大分歧。例如，关于粮食生产，有观点认为应该多向国际市场购买农产品，既便宜，还能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也有观点认为应该保障较高的粮食自给率，既能防范国际市场风险，还可以保障国内农民的生计水平。再比如，关于“一村一品”，有观点认为可以发挥专业化生产优势，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也有观点认为村与村之间本身差别不大，“一村一品”也保障不了足够的市场规模。

媒体视域中的乡村产业发展

（来源：百度图片，关键词“乡村产业发展”）

现实生活中，乡村产业发展总体是向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或不良倾向，比如，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后，为了扩大规模，在一些地区、一些行业出现了“垒大户”现象，同时，也因忽视了农业农民问题的复杂性，“跑路”“破产”现象时有发生。再如，近年来乡村旅游发展迅速，涌现出了“莫干山”“袁家村”等成功案例，于是很多地区都在规划发展休闲农业，并致力于打造高端休闲业态，然而，有形而无神，市场认可程度并不高。

应该来说，每一种观点、每一个发展模式，都有其合理性，只是考虑的视角不一样，或者主要关注乡村发展的某个方面而已，但是，这种差异化尤其是简单化的乡村发展认知，往大看，可能会影响国家政策走向，往小看，会影响到各地发展思路与每个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面对乡村产业发展尚待提质增效的现实诉求，以及众多视角不一的“药方”，融合不同学科视角，追根溯源深入分析乡村产业发展的理论逻辑，或有助于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为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参考。在此背景下，我们选取了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三门学科，分析这三门学科与乡村产业发展相关的理论及其政策含义，进而从跨学科视角探讨了乡村产业发展的研究领域与实现路径，论文《乡村产业发展的理论脉络与政策思考》发表在《经济地理》2020年第9期。

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类如何配置各种稀缺资源。供求关系构成理解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农产品容易发生蛛网型波动，导致价格大起大落。日常生活中可见的“姜你军”“蒜你狠”“豆你玩”“猪周期”，以及各种农产品滞销卖难，就是供求不匹配的典型案例。以供求理论为基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产业集群、需求演进、外部性、产业组织等相关理论，其核心都是关注供求趋势、效率及其均衡问题。

相应地，针对当前乡村产业发展存在的竞争力偏弱、发展效益偏低、分配不公平等现实问题，经济学主张通过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科技进步、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农业技术推广等途径来提高农业竞争力，借由乡村非农产业集中布局、打造农业产业园区、建设特色小镇等手段来提高空间效率，采取农业品牌建设、特色农业发展、农业产业链延伸、促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等渠道来挖掘乡村产业价值，通过“城市支持乡村、工业反哺农业”、农业支持保护等途径来保障城乡融合发展与农民利益。

社会学主要研究人类群体与社会行为。与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不同，社会学强调人的“社会性”，乡村主体的经济行为受到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共同影响。一些地区致力于制订村规民约、发挥乡贤作用，企业通过合作社或村委会与农户建立联系，而不是直接与农民打交道，就是充分考虑到了我国乡村是个熟人社会，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关系网络会深刻地影响乡村主体的思维观念与行动逻辑。此外，社会学视角的乡村产业发展，除关注产业本身外，更多地关注农村与农民，关注居民生计与贫富分化问题。

相应地，社会学视角的乡村产业政策，关注经济行为如何“嵌入”社会环境，尤为强调现代市场机制与传统社区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凸显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在市场组织、资源整合、风险防范等方面的重要影响。乡村产业发展除了需要人力资本等各类生产要素投入外，更需要充分协调制度、文化和市场关系，依托和调动各种可利用的社会资源，才能真正激发乡土社会的内生动力，形成壮大乡村产业的社会机制，助推实现乡村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

地理学研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下的要素分布及其演变规律。与经济学、社会学相比，地理学更加强调乡村产业发展所处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强调区位、资源等地理因素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影响，强调综合性与区域差异性。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乡村类型划分、乡村产业空间布局、乡村地域功能、乡村发展范式等领域。

相应地，地理学视角的乡村产业政策，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出发点和落脚地，在不同区域、尺度空间下思考乡村产业发展问题；更加凸显地理因素的约束作用，提出空间贫困、资源诅咒、地理资本等核心概念和理论；更加强调区域差异性，强调根据区位条件、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因素，对特色村、中心村、空心村、贫困村等不同类型村庄进行分类施策。

对比而言，经济学一般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以定量化、模型化为基础，基于严格的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乡村“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等重点问题，理论化、模型化是其主要优势，但面对错综复杂的农村社会经济现象，一定程度上存在模型设置随机性较大、机制分析不足等问题。社会学强调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在市场组织、资源整合、风险防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擅长于通过解剖微观案例来研究实际的农村问题，可以较好地描绘农村产业发展现实，但在定量论证、大尺度比较研究等方面相对欠缺。地理学以乡村人地关系为主要研究视角，强调乡村产业发展的综合性与区域差异性，凸显地理环境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分类施策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落地”，但地理学研究乡村产业问题仍欠缺统一的学科研究范式。

乡村发展问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意味着需要跨越学科的关注和思考。用多元主义替代主观主义，切实避免因个人经验、学术背景与研究立场，陷入仅专注于自身学科、忽略其他学科，对研究对象基于自身学科特性而进行刻意专业化处理的“专业化诱导盲区”，因信息不足以及对信息进行刻意“裁剪”与处理而导致的“信息诱导盲区”，因研究兴趣或价值观而导致的“兴趣诱导盲区”，尽量更加客观地描绘乡村产业发展的本来面貌。

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说过：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

当前，经济社会学、新经济地理学等交叉学科正在蓬勃兴起，多学科融合成为研究乡村产业问题的重要趋势。根据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式，乡村产业发展研究可以沿着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三个分析范式来进行继承、整合与超越。其中，实证主义范式侧重通过科学方法来观察和研究事物，探寻乡村产业发展的本原与规律；人本主义范式将人性、利益尤其是人的需求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探索以人为本的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结构主义范式从系统角度来理解和阐释乡村产业发展，立足要素、结构、功能的逻辑来思考乡村产业发展问题。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各个学科的边界将逐步模糊，但仍可通过主要立足自身学科视野与科学范式，形成鲜明特色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启示1

进一步明确乡村产业发展目标，解答好乡村产业发展“为了谁”、“谁来做”和“做成什么样”的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产业兴旺是前提，生活富裕是落脚点，应在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同时，致力于实现农村生活富裕与幸福的终极目标。

启示2

在地方、国家乃至全球尺度上思考乡村产业发展问题，在多尺度分析人地关系及其互动影响的基础上调整乡村产业结构与发展布局，方可真正实现地方与全球联结、小农与市场连接。通过放眼于全球、根植于当地，可以避免一窝蜂地打造“杭州莫干山”、“特色有机农业”等所谓的高端和优质业态，最终因供求不匹配而导致“特色不特”、“优势不优”，以及粮食安全、“农民离农”等社会问题。

启示3

优化乡村产业政策导向。在发展理念方面突出大农业与多功能农业发展，在空间布局上重视产镇融合、产村融合、三产融合，在发展途径上强调建立健全生产要素“进得来、留得住、能受益”的体制机制，可较好地兼顾不同学科强调的不同尺度、多个维度与众多主体，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乡村是我们的根，是我们流淌在骨子里的“梦归之所”，爱护她，建设她，发展她，当是我们共同应尽之责任。学科不同，视角不同，都是为了共谋乡村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简介

陈秧分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农业经济与贸易创新团队执行首席、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农科院“青年英才培育工程”首批院级入选者，兼任中国城乡发展智库联盟理事、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先后主持了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国家自科国际合作类重点项目子课题、农业农村部软科学等科研课题20余项。作为主要成员获评省部级科学技术奖2项，公开表论文70余篇。主要从事乡村产业经济、国际农业经济研究。

王国刚  副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产业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粮食安全与发展政策创新团队副首席，中国农业科学院“青年英才培育工程”首批所级入选者。主持课题20余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SCI/EI论文10篇，获省部级科学技术奖2项。主要从事乡村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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